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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则达到4679亿美元(见图2–6)。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律师出身的占多数。美国代表团共有9人,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的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也类似,它的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他参会国,比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新澳门新葡亰app注册后和个人投资者的海外产权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没收、侵占的时期,这是放弃武力保护海外产权之后,对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秩序最大的一次挑战。

新澳门新葡亰app注册后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可是,到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63万美元,日本为2.8万美元,新加坡为2.47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4600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些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地,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就很富。这种现实显然对我们从小就学到的财富观念构成冲击。那么,一国的财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呢?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呢?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那次仲裁结果在拉美引起了轰动。当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LuisDrago,随即从法律的角度写了一篇长长的反驳文章,并将其送到阿根廷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其大使将文章送交美国国务院。Drago指出,以往的惯例是:当一主权国拖欠另一主权国的债务不还时,债权国有“权利”向对方动武。他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一国动不动武完全是一种政策选择,而不是法定权利;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他认为,除了自卫之外,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主权国动武。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的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新澳门新葡亰app注册后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赢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

在中国,四世同堂也成为了历史,家族已不再是一般家庭的经济互助共同体,人口在广泛流动,靠子女养老已慢慢变得不现实。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退休与医疗福利现在已基本不在了。在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不尽快在社会保险与退休金上弥补,在证券与金融品种上进一步创新,那么居民们只会选择过分保守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到2001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11.2%在现金、71.7%在银行存款(两项共占83%)、13.5%在有价证券、1.7%在保险。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当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当时也顾不上世界贸易格局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稳定国内局势。因此,无暇顾及发展经济。1927年国民政府重新立都南京。在平息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

尽管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这两项金融创新对释放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已经有较明显的效果,但从图2–2中我们也看到,1998~2000年间北京居民储蓄率停留在18%左右,到2001年上升至22.9%,2002年下降到17.5%。这跟美国不到4%的储蓄率相比还是远远太高,使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出口,内在的经济增长链在这里被卡住了。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新澳门新葡亰app注册后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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